重磅！一文了解首席经济学家们在清华五道口都说了啥

文琳资讯 2024-04-11

来源 | 诺亚财富

嘉宾观点

瑞·达利欧：过去500年大国兴衰有典型的周期在不断地重复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表示，他研究了在过去的500年当中最强大的十大国家包括三大储备货币的起起伏伏，它们曾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他指出，在250年当中这些大国的实力不断循环往复，会有一些周期，中间有10-20年的转型期作为缓冲，转型期都是冲突发生的时候。

怎么样衡量大国的实力？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用了8个主要的实力指标，包括教育水平、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力、竞争力、经济的产出（包括在全球贸易当中的比例）、军事势力、金融中心实力、资本市场、储备货币实力八大指标，进行可衡量对比，能够知道现在这些国家对比过去怎么样，是实力上升了还是衰弱了。对比可以发现，有典型的周期在不断地重复。

他还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因果推动了一个帝国的兴衰，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更高、能够不断地进行创新，有更多的技术发展，他们才能有更多的能力让货币成为储备货币。

国家内部有什么样的因素推动了国家的兴衰？简而言之，这些大的周期什么时候开始呢？

达利欧表示，通常有一个大的冲突，以至于战争时他们能够除旧破新，有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全新的主导国家。当时这样没有人可以抗衡的国家会繁荣发展。这是周期的第二个步骤。

当大家习惯了安居乐业、繁荣和发展，我们会发现他们不断地借贷，债台高筑之后会有金融泡沫，这样你会发现它的帝国贸易份额不断增加，而且大多数贸易以这个货币进行结算，因此它成为了储备货币，使他们有更多的借贷行为。

除此之外，我们会发现财富的分配不平均，越有钱的越有钱，穷人一无所有，差距过大之后泡沫破了，只能开动印钞机不断地印钞票，这样穷人和富人之间会有内部矛盾，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财富重新分配而进行的革命，可以是和平革命、也可以是内战。

当帝国不堪重扰去解决内部矛盾时，力量相对来说就会下降，所以新的正在冉冉升起的大国能够去竞争，因为大国内部冲突正在解决，外部的冲突中会有新的赢家和输家，赢得全盘皆赢，建立了全新的世界秩序，这样自我更新的周期重新开启。

林毅夫：总有一天美国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指出，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200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是6.9%，2018年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6.8%，增加了9.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新兴国家如何在新世纪中实现这一点？林毅夫表示，是因为新兴经济市场拥有后入者的优势，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低很多；同时也可以从全球化当中受益，全球化使得新兴市场有足够的市场发挥他们的竞争优势。

他指出，在全球版图的变化当中，最大的输家是美国，因为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经济体。到2014年时，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同时，林毅夫也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规模是最大的，但是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更高。面对当今的情况，对于中国来说接下来何去何从最好的战略是什么？林毅夫给出两个建议。

第一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

林毅夫指出，中国正处在迎头赶上的追赶状态中，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四分之一的水平，美国在人均GDP和科技人均占比两个方面更高。但是中国正不断地大踏步迎头赶上，有个后发者优势。

他分析指出，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类似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这种后来居上模式的国家的经济增速有8%-9%。对中国来说，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潜质。与此同时，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来算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并且有较好的政治环境保证它的稳定增长。

林毅夫认为，中国应该发挥这些优势，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第二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为什么这样建议？第一，林毅夫指出，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能够保持经济8%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每年实际可以实现5-6%的增长。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每年继续给全球至少贡献四分之一的增长甚至更多。

第二，林毅夫指出，中国不仅仅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现在中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所以在全球你可以算一下，对于全球90%的国家来说中国要不然就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国，要么就是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国。”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贸易是一个双赢的东西，尤其在当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大家应该实现1+1大于2的共赢，所以他建议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

最后，林毅夫指出，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50%，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是美国的4倍，总有一天会是美国经济总量的2倍。

“那一天到来了，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尤其只有跟中国打交道，才能维持自己的就业率，才能确保他们的国家有获益，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样树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稳定和平的新秩序。”林毅夫最后说。

李稻葵：中国抗疫为每个中国人多增加10天寿命

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创始院长李稻葵认为当下国内要好好地控制疫情，不谈GDP、经济发展、货币，李稻葵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解分享了他的研究心得。

李稻葵指出，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值得骄傲的是，1949年中国35岁人均寿命提高到了今天的77岁，过去30年中国每年的人均寿命提高了99天。

而过去两年的抗疫帮助中国挽救了多少生命？李稻葵举例计算，中国的人口是美国4倍，暂且把美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乘以4，即假如没有做好防疫工作，过去中国会有400万生命的损失。而疫情主要影响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假设抗疫工作没有做好，会使得失去的生命在60、65岁左右，而每一个生命的挽回，相当于让每个人多增加了10天的寿命。

“过去两年的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李稻葵说。

李稻葵进一步表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提升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活水平提高包括什么？包括有时间健身、包括家里按了空调、夏天可以休息好、冬天有暖气等。他研究判断，过去30年或者20年平均人均消费如果上升或者下降一个百分点，带来十天的人均寿命的上升或者下降。

李稻葵表示，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长平均寿命，1%的人均消费增长能提高十天的人均寿命，而十天相当于通过抗疫挽救了400万的生命。

刘世锦：发展数字经济　带动绿色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世锦首先指出一个误区，当前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时，很多时候看短期的多，看长期的少，特别是不太注意把短期问题放在长期背景下看。刘世锦认为，很多货币、财政政策不一定能承担刺激任务，短期的货币、财政政策用以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而长期的增长动能得靠别的东西。

刘世锦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从这个角度就全球的问题，刘世锦谈论了应对气候变化时，怎么将其转化成创新和增长的动力。

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刘世锦认为，从中国的经验来讲是三种反应方式。

第一种，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者高碳的行业感到有压力，这些行业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要退出，但在短期比如看到油价、钢材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它们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到底要不要退？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种，适应型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节能永远是对的，因为节能以后能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刘世锦说。

第三种，进取型反应。积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特别是推动绿色的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生产方式。

刘世锦指出，在三种反应里面最重要的是采取进取型反应，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或者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刘世锦坦言应对气候变化最初面临很大的压力，想回避发现回避不了，逼着必须搞创新，最终将气候变化压力转为创新增长动力。绿色创新除了能实现减碳外，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创造了更多消费者剩余。

刘世锦指出，新能源汽车上升势头很快，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售总量的比例接近20%，这个速度远超预期。

从消费者的反应看，大部分消费者买新能源新车关注的是性价比、性能，首先感觉到用电比买油的运营成本低，而且车机好用，舒适程度高。他指出一个现象，两年前买新能源车可能时为了摇到号买油车过渡，而消费者自从开了新能源车就不再改变了，“你让我开油车我都不开，我就开新能源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

第三，刘世锦指出，绿色创新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比较贵有溢价，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有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变成负的了。刘世锦以光伏发电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分析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第四，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技术，与数字技术或者数字经济密切结合。刘世锦认为，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数字化转型阶段，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并行的，孪生的数字界面已经出现，这个会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气候变化带动的技术创新主要在能源和传统的产业领域，本来数字化进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现在提前了，而且会起引领作用。

所以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而且这不是主动的，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后“花朵”“果实”超越预想。

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刘世锦还指出，发展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的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新能源汽车，刘世锦特别提到特斯拉，他指出特斯拉在上海工厂做得很不错。对于近期马斯克对中国工人给予高度评价一事，刘世锦肯定表示，中国工人各个方面素质都很好，其他国家可能还比不上，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优势。

国内对特斯拉工厂设在上海有不同的意见，有声音认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占了国内的市场，使得有些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此，刘世锦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有些不比特斯拉差，进来一个强的竞争对手，国内只要放开、允许竞争，中国的企业一点都不差，我们要有信心。

“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黄奇帆：适时建立锚定在自身GDP含税量与国债信用上的人民币之锚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今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要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一国的货币应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有了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

陆挺：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突出纾困重要性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今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在货币政策空间比较有限的背景下，今年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突出纾困的重要性，信贷政策向面临困难的中小企业等倾斜，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在纾困方面给予一定的租金、税收税费方面的减免。

余永定：可以考虑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可以考虑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余永定表示，长期保持大量对外贸易顺差的政策在过去对我国是好的，但在目前需要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的重要条件是有足够的内需，因为内需不足企业就会选择出口。要让我国拥有强劲的内需，除了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方式，短期看需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管涛：央行货币政策时间窗口并非美联储是否加息而是通胀期到来之前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今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小，但间接影响不容忽视。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也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修复。这加大了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有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形成掣肘。最近两个月中国的CPI同比、环比增速出现上升，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时间窗口并不是美联储是否加息，而是通胀期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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